中国科技企业在印度遭遇的 “安全审查” 已从个案演变为系统性政策。2025 年 5 月,印度要求海康威视、小米等监控设备制造商提交硬件、软件及源代码供政府实验室评估,理由是担忧 “中国先进监控能力”。这一政策导致 342 份申请积压,仅 35 份完成测试,且要求与印度接壤国家的企业进行额外供应商注册。
在距离新德里1750公里的班加罗尔地铁车辆段,中国工程师正指导印度工人调试一列蓝白相间的无人驾驶列车。这是中国中车与印度签订的13.55亿元订单中的首列车——根据合同,中方需完成216辆列车的技术转移,包括信号系统测试、CBTC(基于通信的列车控制)系统操作等印度从未掌握的核心技术。
一边是“倾囊相授”,一边是“全面设防”。中印技术合作的撕裂状态,从未如此鲜明,《掌链》第1期《人才与供应链》表示,若技术转移的本质是信任,那么印度的“防火墙”政策正将信任燃成灰烬。
1. 规模庞大的中国知识输出
华为“未来种子”计划:根据华为官网及印度《经济时报》报道,该项目自2011年在印度启动,累计为3.2万名印度学生、教师及工程师提供ICT技术培训,覆盖5G、云计算、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。
小米的本地化技术转移:2024年小米印度CEO公开表示,公司本土化率超95%,在印度设立3座工厂,雇佣3万名本地员工,并建立“小米印度学院”系统性培训生产线管理、品质控制等技术。2023年培训印度工程师超5000人次。
中印科研机构合作:2019年中国科学院与印度理工学院(IIT)德里分校签订协议,联合开展半导体材料与可再生能源研究,累计培养印度硕博人才280余名。
2. 印度科技追赶的现实基础
STEM毕业生规模:世界银行2023年数据显示,印度每年新增150万STEM毕业生,但仅15% 具备产业所需技能。
中印研发投入差距:中国2022年研发投入占GDP比重达2.55%(约4650亿美元),印度仅为0.7%(约480亿美元),中国投入强度为印度的3.6倍。
关键领域技术依赖:根据印度电子产业协会数据显示,印度电子产业核心设备(如SMT贴片机)国产化率不足10%,中国培训填补了其设备操作与工艺优化环节的能力空白。
1. 政策收紧的铁幕:FDI壁垒与投资断崖
“陆地接壤国”针对性条款:2020年4月,印度修订外资政策(Press Note 3),规定所有与印度陆地接壤国家的投资必须经政府审批(“政府路径”),变相将中国、巴基斯坦等邻国列为“高风险来源国”2610。此前中国投资多走“自动路径”(3-7天完成),新政后审批时间延长至10周以上,且通过率极低。
对华投资断崖式下跌:2019年中国对印直接投资约62亿美元(占印度外商直接投资FDI总额1.3%),2023年暴跌至不足2亿美元。期间,中国风投资本对印度初创企业投资近乎归零,Flipkart、Paytm等原中资支持的独角兽企业融资受阻。
间接投资亦遭封锁:新政规定,即使中企通过新加坡、中国香港等地公司对印投资,若最终受益人为中国实体,仍须审批。例如某中企借道新加坡投资印度汽车零部件厂,因实控人披露为中国籍,项目被搁置18个月。
2. 中国技术人员的“玻璃天花板”:签证困局与政治驱逐
签证滥用指控与集体驱逐:2018年,太平洋网络技术公司60名中国手机专家持商务签证(B-1)赴印培训工人,被指“从事实际工作”违反签证条款,遭强制驱逐(尽管签证仍在有效期)。2025年,富士康印度工厂300余名中国技术骨干因签证续签被拒,集体离职回国,直接导致生产线瘫痪(面板调试、设备校准停摆)。
司法手段打压中企高管:2023年印度执法局(ED)指控小米“非法汇款”,冻结并没收48亿元资金。法院文件显示,高管多次被传唤质询,并威胁刑事指控。
签证拖延战术:OPPO印度研发中心申请20名中国工程师签证,仅获批3人,且审批耗时8个月(标准流程为4-6周)。
3. 市场准入的壁垒:非关税手段与技术封锁
强制技术转让与源代码审查:2025年监控设备新规,印度要求海康威视、小米等提交硬件、软件及源代码供政府实验室评估,美其名曰“安全审查”。结果:342份申请积压,仅35份通过(10%通过率),且每次固件升级需重新审查。
本土认证枷锁:中国光伏企业为印度项目供货时,被强制要求零部件通过BIS认证(印度标准局),但认证周期长达12个月(欧盟仅3个月),导致项目延期罚款。
基建领域隐性排斥:例如,中车班加罗尔地铁项目中,合同要求中方转移CBTC信号系统技术,但印度政府禁止中国工程师接触核心调试环节,仅允许“现场监督”。
富士康在印度泰米尔纳德邦的工厂原计划2024年雇佣超7万人,目标是将印度iPhone产能提升至全球25%-30%(2024年仅占12%)。2025年每分钟37部iPhone下线,良品率从2020年的68%提升至92%,甚至可量产iPhone 15 Pro Max等高端机型。
印度工厂成立初期,富士康就从中国调派300余名中国工程师承担核心任务。例如,培训印度员工、调试设备(如激光焊接参数微调、屏幕贴合工艺),中国团队故障恢复需4小时,印度团队需2.5天。
2025年7月,300多名中国工程师在两个月内集体撤回,仅保留中国台湾支援人员79。直接导致印度本土员工培训周期延长3-6个月,新厂投产计划(如iPhone 17产线)可能延期。生产成本上升8%-10%,设备综合效率(OEE)较中国低15-20个百分点。印度电子信息产业协会紧急呼吁政府干预,否则“产业链可能断档”。
富士康工程师撤离事件揭示了一个残酷现实:当产业链转移脱离技术生态支撑,任何“孤岛式工厂”都难以持续。全球制造业的竞争本质,已从成本洼地的追逐升级为技术体系主导权的争夺。
技术无国界,但人才的流动从来不是单向道。 当知识的传递遇上政策的藩篱,我们不得不思考:如何让开放不变成单方面的输出?如何在合作中守护核心优势?
编辑:雪晴